“穷棒子精神教研组”的故事
----自动控制元件教研组成立的前前后后
杨 品
自1958年6月自动控制系成立以来,先后建立了510(飞行器自动控制系统专业)、530(自动控制理论)、550(电子计算机) 、 570(核能自动控制系统)等教研组,520(自动控制元件)教研组则在建系四年以后才正式成立,是全系最年轻的教研组。
任务的洗礼
1960年606任务(惯性导航系统)上马,由我系510教研组和机械系810(精密仪器专业)教研组共同负责,并由我系章燕申教授、王继中老师、杨品老师和机械系严普强教授、金国藩老师、叶信虎老师共同组成任务核心组。杨品老师和杨友堂老师担任任务秘书。老师还带领 “零”字班学生参加任务。任务下达后,师生们激情满怀,日夜苦战,要为我国尖端科学发展闯出一条路。当时,流传一句话:“大路没有,走小路,小路没有,落荒而走,也要走出一条路。”生动地表达了大家的决心和信心。
随着任务的发展,任务组又分为系统组和元件组。系统组成员有章燕申、张钹、耿文菊、王亚光、唐美刚、钱宗华、王秉钦、高钟毓、程国友等老师。元件组有成员王继中,方棣棠、石定机、杨品、陈永康、王双印、王博文等老师。当时刚成立的三机部(航空工业部)给这个任务大力支持,要物给物、要人给人。但困难还是很大,例如,当时一些稀缺器材,包括超薄矽钢片、铝合金、微型轴承等,我拿着三机部介绍信,几乎跑遍了北京所有军用仓库,还得不到解决。更不用说任务需要的元器件,根本无处购买,必须自行研制。任务需要的元器件品种多,有微动同位器、力矩马达、步进电机、测速电机、旋转变压器、磁滞同步电机等等。整个系统制造所需的机械加工,不但工作量大,而且精度很高。为此,我到三机部陕西阎良飞机研究所请来袁师傅(八级钳工)和金师傅(七级铣工),这两位老师傅和我系车间刘志义师傅(6级钳工)、秦凤志师傅(8级车工)组成攻关组,由刘志义师傅担任组长,再加上机械系工具车间一起共同承担加工任务。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终于研制出一批高精样机,例如,三自由度模拟飞行平台和五自由度模拟飞行平台,均属全国首创成果,曾借给沈阳黎明飞机制造厂和阎良飞机研究所使用,为国防需要做出了重要贡献。还研制出一批元器件,例如,研制出的外转子步进电机,步距1.2度,要在长100毫米、直径40毫米、厚2毫米的圆柱上要等分三段,每段各加工100个槽、段间槽距各错开三分之一。又如,微动同位器内转子两个扇面的边缘要求严格正交90度。当时,这些都是高精度和高难度的课题。后来,由于国家遇到经济困难进入三年调整期,任务没能继续下去。尽管如此,当时,执行此任务的结果,确实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航空航天人才,为航空航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任务所需的元器件研制,大家深感我国材料工业、元器件工业的基础薄弱且人才奇缺,也就促使及时下定决心要成立自动控制元件专业。当然,一个专业应立足于国家整体事业的发展和需求,而不是取决于某一学校某一任务的需要,但是我们当时的任务进程却明证了我国设置这样一个专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促成了自动控制元件专业设立。
教研组的成立
1962年自动控制系元件教研组正式成立,领头人是王继中、方棣棠、石定机等三位老师,他们平均年龄也还不到30岁,其余老师也都是“九字班”“零字班”刚毕业或提前抽调的学生。由于本组成立晚、专业新、时间紧、人员年轻,又处于经济生活困难、资金短缺时期,就更增加了开展工作的难度。
首先,要开课,面临现实则是资料奇缺,大多数老师毫无经验。有的老师刚刚走上工作岗位,连说话都很少,一说就脸红,更害怕讲课。但一听说是国家的需要,组织上安排的任务,二话不说,积极主动地克服种种困难,下厂收集资料、练习试讲,终于,按时开出课程。为了备好新课,教研组派一批老师出去学习、听课。我和李树青老师就被派到电机系,做郑逢时老师的辅导课教师。向这位资深的老教师学习如何备课、如何上习题课以及如何带实验。曾记得当时一个实验室七、八组学生,每组3-4人一起做实验。实验中要测量电压、电流、转速和调控各种仪器仪表,但整个实验过程中,实验室内鸦雀无声、秩序井然,一切指令均来自各种手势,效率很高。对整个教学环节,那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的科学作风给我们以后的教学工作带来了很深的影响。就这样,在三位老教师的带领下,仅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本教研组先后开出了八门课程:电机原理(王继中)、微电机原理(方棣棠)、微型电机设计(石定机)、电器原理(高正翔)、自动控制元件工艺学(陈永康)、气动液动元件(王双印)、磁性元件(涂连华)、自动控制元件(吴文虎)。
其次,安排实习,落实场所。当时,学生在大学期间有三次实习: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都是教学的重要环节。我们专业的第一次实习经过各种努力,才落实到北京强生电机厂。该厂不足一百人,虽称为电机厂,但实际是生产出口电扇的专业厂,电机品种极少,难以满足我们的需求。此后经多方努力才和国内一些主要电机厂取得联系,如当时的山东博山电机厂、陕西兴平115航空电机厂、天津105电器厂、北京125曙光电机厂、成都906电机厂等。并逐步和这些厂建立了紧密地协作关系、解决了实习问题。
第三,实验室建设,资金紧缺,怎么办?,老师们就自己动手设计制作试验装置,需要电机就和上述电机厂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援。我们做实验的直流电机是博山电机厂支援的;航空电机是115厂和125厂支援的;只有极少数的电机是自己购买的;而测量工具则是利用实习机会从成都量具刃具厂廉价购买回来的。还缺乏测量仪表,又怎么办?当时恰好学校清仓核资,各系把多余的仪器设备上交。趁此机会,我们全教研组出动,到各个系去收罗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别人搬出来要上交的,凡适合我们用的,就搬回来,收获颇丰,解决了试验的需求。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我们已经建成了比较完善的教学实验室。直到80年代初还有大学专门来借我们的教学实验装置开课。
基于上述的突出表现,1964年自动控制元件教研组得到学校表扬,被称为“穷棒子精神教研组”。
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印刷电机、以Hall元件为位置传感器的无刷电机,以及大转角传感器等多项新型控制元件的研制。这些成果曾在1965年全国高校展览会上展出,是当时的创新产品。
“穷”却使我们长了志气,那种奋力拼搏勇于进取的精神让我们终生受益。与时俱进勇往直前的精神,引导这个教研组顺应科技发展趋势和客观需求,适时调整前进方向,不断创新,硕果累累。70年代末,自动控制元件教研组改为计算机外部设备教研组,在极短时间研制出全国第一台8英寸软盘驱动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90年代初,又改为计算机信息处理与应用教研组,为全国语音识别、多媒体技术的开拓与发展以及与世界的接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003年教研组改为人机交互与媒体集成研究所,开始在人机交互、媒体集成和普适计算等研究领域开展新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团结互助的集体
完成上述任务除了奋力拼搏、勇于进取的精神外,还必须有一支团结互助的团队,这样的团队需要在工作中逐步形成。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当时教研组人员年轻、多数未成家,因此,吃饭常在一起,开始只是一般聊天,后来话题逐步转入教研组工作。教研组主任王继中老师也就因势利导,有意在吃饭时把教研组工作和近期规划以及遇到的困难和大家吹吹风,引导大家讨论,提出意见,找出解决办法。随着时间长,议论也越来越深入。诸如教研组的学科发展、教学安排、实习场所选择和人员分工等等,不少问题都是在饭桌上提出和议定的。在无拘无束状态中,谁有什么长处、谁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谁身体欠佳需要照顾……大大小小事情都能及时听到及时解决。
就这样,上情下达畅通,下情上达无阻,工作上大家出主意,群策群力、互相帮助、取长补短、互相支持逐步形成和衷共济、团结奋进的局面。大家把这种形式美称为“饭桌会议”。
结束语
自动控制元件专业建立很晚时间不长,从建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仅四年多时间,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从老“零”字班算起到“零零”班,每年一个班学生,自四为两个班405和406),许多毕业生,后来成为各个单位的主要骨干,弥补了国家的需求。用406班毕业生丁文魁(曾任核工业部天津理化工程研究院副院长)的话说“我们没有辜负母校的培养,没有辜负母校老师的期望。”他们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和重大贡献。
[作者简介]杨品,男,1936年出生,四川人,教授。1958年从重庆大学调入122cc太阳集成游戏自动控制系自004班就读,1959年1月提前抽调留系任教。曾任教研组党支部书记、122cc太阳集成游戏党委副书记,兼任中国计算机学会全国外围设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算机学会全国多媒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