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为“师”字增辉

2018.07.25 00:00

您为“师”字增辉

张喜英

我生何幸,能在1972年走进我梦寐以求的清华园。当时,对于一个没有见识的来自山西小县城的女孩,我最迷恋的是清华园的美丽与名气。三十六年过去了,当我出国十七年,走了近半个世界,游览了无数的美景,见识了各种肤色的形形色色的老师之后,再回忆我的母校,印象最深、最难以忘怀的却是我的清华的老师们。套一句时髦话,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所遇到的最好的老师在清华。

1972年的清华,还在文革动荡之中。我们是第二批工农兵学员,加上零字班第一届工农兵学员,也就三四千学生。老师们也是刚从五七干校返回工作岗位不久。1972-1973年是文革期间的小阳春,剧烈的社会动荡稍稍有所平息,毛主席的“大学还是要办的”的指示,被渴求知识的我们和渴望工作的老师们解读成好好学习科学知识,努力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师生们都憋着一股劲,教书者认真投入,读书者刻苦努力。

工农兵学员的基础知识参差不齐是客观事实。就拿我所在的计21班来说吧,程度最高的有读过测绘大学的大学生,最低的有小学毕业生。大部分是初中生。怎样教这样的学生,又要求一个都不掉队,对当时的老师来说的确是一道难题。

平心而论,那时的工农兵学员还是刻苦学习的。晚自习的学生不到熄灯时间不离开教室。而老师们也都陪着。我记得教我们外语的李(相崇)老师,鹤首苍颜,拄着拐杖从西区颠到东主楼,哪怕教室里有一个学生习英语,他都陪着。许多老师家中有孩子,他们丢下了孩子来陪我们。当时,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多少年之后,当我也有了孩子的时候,才明白把一个抱着母亲的腿哭喊着的孩子独自丢在家里是多么不容易。我们的老师为了我们付出的何止是自己!

老师对学生的爱和责任心表现在方方面面。至今,我还清楚的记得教我们电工的刘老师在一次上课时讲的一段话。他说,昨天晚上我批改作业,发现李秀云同学学习有了很大进步,我高兴得一夜没有睡好觉。师心如父心,不知这世上还有这样的老师否?不知可敬的刘老师安康否?

教我们数学的居余马老师是我遇到的最好的数学老师。他讲课条理清楚,表达准确生动。尤其是板书,真是绝了。徒手画圆,先是点一个圆心,随手拉出半径,粉笔在黑板上转一圈,一个滴溜溜的圆就出现在黑板上了。正弦波余弦波在黑板上波光荡漾,那个美啊,真是太完美了。居老师也有一颗父亲般的师心,每当下课铃声响起,同学们急急地收拾书本,要赶往下一个教室时,他总是不放心,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这堂课的重点和作业中要注意的问题等等。那情景就像父母叮咛孩子,罗罗嗦嗦中体现的是爱,是责任。当我在加拿大发现没有一个老师拖堂时,我就想起了居老师。这世界上象居老师这样的老师不会太多。我记得他身体不太好,在一教,西阶等大教室面对二三百学生讲课,没有麦克风,他那洪亮的声音,就连坐在后排也能听得清楚。有一次,他讲到吐血,还要坚持讲完课。他若健在,也应该七、八十岁了,我祝他安康长寿。

1972-1973年的小阳春在1974年初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结束了。突然之间,安静的校园又成了批判的战场,我们在批判声中匆匆结束了基础课的学习,开始了专业课程。都说大雪压枝才更显青松品格。在1974-1975年教育界的严冬里,我遇到了好几位学识渊博,才能出众,品格高洁的专业课老师们。

王尔乾老师是我接触较多的一位良师益友。第一次上他的课就被他精湛的讲课艺术所吸引。讲课于他确实是一门艺术。我想这正是杰出的老师与普通的教书匠的主要不同之处。前者把职业当事业,后者把职业当饭碗;前者让学生在艺术享受中接受知识热爱知识,后者让学生在乏味的课堂中渐渐失去了追求知识的乐趣。王老师讲起课来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形象生动,风趣幽默。他用翘翘板来形容触发器,黑板上的翘翘板与触发器相映成趣,现在想起来觉得颇有卡通效果,当然那时还不知卡通为何物。他讲载流子时声色并茂,把载流子在PN结中的运动描述得活灵活现。三十多年过去了,载流子的运动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栩栩如生。王老师讲的载流子太生动,以至于同学们私下里亲切地管他叫“载流子”。开门办学期间,王老师带领我们班六个同学在北京器件二厂实习。我们逃出了校园里硝烟弥漫的批判战场,王老师把课堂搬到了工厂简陋的实验室,用他的责任心、他的人品顶住了高压,把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摩托罗拉、英特尔的器件产品介绍给我们,介绍给二厂的员工。他在二厂赢得了广泛的敬重。王老师治学严谨,当我留校后给他当助教时,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我“想要给别人一碗水,你自己必须有一桶水”。他刻苦治学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他一家三口挤住在一间小屋里。在那间小小的卧室兼起居室兼家庭活动室兼饭厅兼书房的十几平米的小屋里,我不知道王老师是用什么办法排除干扰,钻研学问的。只记得每次去他家,都见他俯首研读。他的夫人徐稼梅老师则坐在小饭桌前陪女儿做作业。多少年过去了,那间小屋里的景象像电影的画面一样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唐泽圣老师也是一个爱拖堂的老师,他教我们小信号电路课。在1974年,张铁生事件之后,学生好好学习和老师认真教书好像是有罪似的。唐老师一边挨批,一边照样认真上课,照样拖堂,没有一颗师心,何以做到。

谢锡迎老师也是让人敬重的好老师。他带领我们班在保定实习期间,承受了许多压力,难为他了。

林定基老师高度近视,老师同学中流传着他的笑话一百例。其中有一则笑话发生在他带领我们在北无三厂做印刷电路板期间。印刷电路的连线中常常会有不应有的搭线,这是工艺中的问题,必须找出来剔除掉,否则会引起短路。当时,要找出这种搭线,用我的1.5视力的眼睛也看不见的问题,到了林老师手上,他把电路板举到鼻子下,很快就发现了搭线。同学们说,林老师不是用眼睛看到搭线的,是用鼻子嗅出来的。林老师总是匆匆忙忙的,连走路都是小跑。他不失一切时机地为学生、工人、农民传授着知识。有一年他与我们一起去怀柔学农,他为那里的农民电工办电机使用学习班,很受欢迎。那时候这些培训都是义务的,没有一分钱报酬,还要自己出交通费。林、王等老师把自己的许多休息时间都搭上了。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与孟苏琴同学在校园里闲逛,远远的看见林老师一路小跑地走过来,孟苏琴立马躲了起来。我问她为什么躲林老师,她说,看到林老师这样忙,而我们却在闲逛,不好意思。

三十多年过去了,时光流逝荡涤了许许多多陈年往事,但我的老师们的容貌却依然清晰如昔,他们的人品和学识为“师”字增辉。老师们,我敬重您,愿您健康长寿。

[作者简介] 张喜英,1951年出生,甘肃天水人。1972年入122cc太阳集成游戏(当时称为电子系)计21班就读,1975年毕业,留计算机教研组任教。81-91年在中国计算机软件与技术服务公司任工程师。91-97年在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属下的Automation Application Center及日本Komatsu Forklift (Asia) Private Ltd.任软件工程师。97年移民加拿大,在多伦多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da Services 任系统分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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