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国家大事

——忆自8历程

仇伟立

“自8”是清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的前身自动控制系“8字班”的简称。1968届的自8字班包括自801～805班，共145人；1962年入学，按清华6年制，原定1968年毕业。作为这一届校友，在庆祝122cc太阳集成游戏成立50周年的时候，也恰好在纪念我们毕业离校40年。由自控系到电子系，再到122cc太阳集成游戏，母校的“母系” 诞生至今已半个世纪了；如今，桃李满天下，教学和科研成就斐然，欣欣向荣且愈益显其风采，这令我们欣喜、自豪而又感慨万千。我们在自控系的6年，于入学迄今的46年中虽只占近八分之一的时光，却在同学们的人生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这记忆的一幕幕恍如发生在昨天，引发的情感犹如游子归来，又暢饮母亲斟下的醇厚美酒，充满甜蜜的眷恋;回忆引发的思考又是复杂的，因为那6年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年代；我们的国家，以及领导我们的党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许多大事；而那些大事又直接、即时地进入了我们的求学生涯—自8的历程和命运与当年的国家大事紧紧联系在一起。当然，彼时的我们不可能完完全全明明白白地知晓其间的关联。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国家的经济生活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但到1962年秋，当我们迈入清华园大门的时候，困难时期已基本结束;到1963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全面好转。清华满园生机盎然，每个同学都是情绪乐观、积极向上，学习劲头十足。

影响深远的新一轮政治运动也始发于此时。

1962年9月，党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主席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毛主席认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他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1963年5月，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的论断，“反修防修”成为党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战略。1963年冬到1964年春，党中央在全国城乡发动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进行的“四清”和在城市进行的“五反”都被认为是挖修正主义根子的重大措施。毛主席甚至认为党内已出现修正主义，在农村工作中开始批判“三自一包”，在外交工作中开始批判“三和一少”。

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国内各条战线上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大大加强。1963年3月5日，毛主席为学雷锋运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此后，学大庆铁人王进喜、学解放军南京路上好八连、学焦裕禄、学大寨精神等各种思想教育活动陆续开展。党中央召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人民群众学习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发生在1962年的另一件大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大论战。这一论战实际上在1960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的时候就开始了。从1962年底到1963年初，党中央陆续发表7篇文章，批判国际共运中的“现代修正主义”。自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党中央又相继发表了一评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论战文章，公开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其中，以1964年7月发表的“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最为著名。《九评》全面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系统地阐明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并发表了毛主席于当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应具备的五项条件，强调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意义：“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学校是培养接班人的重要阵地，毛主席极其关注教育战线的“反修防修”问题。1964年2月13日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之后又作了多次批示和谈话，在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震动。毛主席就教育改革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认为“现在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这是摧残人的”，“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不能培养成书呆子”。毛主席以六朝的梁武帝和北宋时的宋徽宗为例，说他们“只专不红，亡了国”。

据此毛主席提出对自8有直接影响的意见：“学制可以缩短”。

1964年暑假，在毛主席和毛远新的谈话中，除教育改革问题，又特别强调了阶级斗争、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思想政治工作、大学解放军等问题，并提出：“青年学生要过军队生活”、“大学生要到农村搞四清”。

可以看得再清楚不过，毛主席的这些思想和非常具体的指示，以及上述那些大事都直接关系到我们在清华的大学生活、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未来。道理也是再清楚不过：在以“反修防修”为核心的斗争中，除了领导干部，在校大学生可能就是最受关注的重要群体。大学生是党和国家未来的干部，承载着让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历史任务，要具备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强大免疫力，并对它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教育改革、到三大革命实践中锻炼，当然就是围绕这一核心目标提出的重大措施。这是对所有大学生而言;然而对于清华，由于她在高校中的重要地位，加之蒋南翔老校长又兼任中国高教界的最高负责人，在贯彻、落实毛主席指示、党中央方针时理应(这里是说“理应”)最迅速、最坚快。

以上谈了几件“大事”(当然不止这些)，下面叙述的就是自8同学经历过的“小事”;“小事”都和“大事”直接相关。

1964年暑假，在上述毛主席一系列指示的推动下，自8同学参加了入学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到解放军部队当战士。比我们高一年级的自7吴北雁学长的父亲当时是北京军区的首长，经她联系，自7、自8同学近150人，由系团委书记谢锡迎老师带队，去驻扎在张家口市的北京军区部队当兵锻炼。部队对清华自控系学生来锻炼非常重视，将我们组成一个连队，派了专职干部管理，我们的连长胥家申和指导员刘逢春都是抗美援朝时期的老兵。到部队后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接受敌情教育，由指导员宣讲国际、国内形势。他强调必须紧握手中枪，对帝修反的阴谋活动提高警惕;还特别提到就在张家口市郊的草原上，不久前还出现过特务打信号弹的敌情。于是，我们头脑里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下决心在部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好好锻炼自己。

军旅生活紧张而愉快。我们每天清晨和战士一起出操，早餐后接受各种步兵基本技能训练。十几位军事技能过硬的战士在主管军事训练的副连长的带领下当我们的军事教员，他们手把手教我们射击、刺杀、投弹、挖单兵掩体，休息时教我们唱队列歌曲。我们反复练习各种战斗动作，学会了在陡峭的山坡上利用地形地物，保护自己、对敌人发起攻击。一次夜间紧急集合，上级下达的命令是迅速赶到喜旺山抓捕特务。大家全付武装，在夜色中沿崎岖的山路边搜索边前进;明知是演习，仍然紧张而兴奋。天亮时回到驻地，虽然十分疲劳，精神依旧饱满。军事训练之外，阶级斗争的主课必不可少。部队组织战士们忆苦思甜，对我们进行阶级教育。其时《九评》刚刚发表，我们也立即进行了学习，深感当好革命接班人责任重大。

参加张家口军训是自控系的“专利”，其他系的8字班则没有这样的好运气。近一个月的部队生活虽然短暂，但却是我们人生中的宝贵经历。我们受到严格的军事训练，大大增强了纪律观念。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部队生活令我们感到亲切，战士们的淳朴和拳拳报国之心使我们深受感动。我们的同龄人在保卫祖国，使我们能安静地坐在大学课堂里;这使我们为祖国、为人民而刻苦学习的责任感大大提升。

1964年暑假的军训结束不久新学期就开始了。8字班没有走进教室，而是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队列训练，参加国庆15周年首都民兵师在天安门的受阅。国庆10周年以后，首都不再举行正规军的阅兵活动，而是以“首都民兵师”受阅昭示中国人民全民皆兵、保卫祖国和世界和平的决心。受阅的首都民兵师共10个方队，除工人、农民外，大部分由首都高校学生组成。每个方队代表一个兵种，清华是工程兵方队，1200人分为24排，每排50人，武器是探雷器和爆破筒。

9月份的北京天气仍很炎热，停课进行的队列训练单调而辛苦，我们终日挥汗如雨。但因为刚刚结束在张家口的部队生活，所以我们对严格的军事训练并不陌生。自8的解放军教员崔哲华来自南京工程兵学校，参加过国庆10周年阅兵，很精干，对我们要求严格而人又亲切随和，在一个月的军训中和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按部队建制组成班、排、连，在崔教员的带领下每天在东大操场进行艰苦的训练：齐步走、踢正步。以班为单位的分练之后就是50人一排的合练，然后是全方队的合练，最后是所有方队的彩排。方队在行进中，横、竖、斜看，武器、人员都必须是直线。要求简单而明确，但走起来谈何容易，除了苦练没有捷径。

接受阅规定，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个标语塔之间500米的距离是正式受阅区域;东西两个华表之间195米的距离是敬礼区域︰方队指挥员一声令下，全体人员齐刷刷向右上方仰视，对主席台行注目礼。全部的苦练都是为了这短短的几百米距离和几分钟时间;但这是中国人民在那个时代向“帝修反”宣示革命决心和浩然正气的斗争的一部分。当我们于10月1日正式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内心充满了庄严和自豪。

到了1965年新学年开始的时候，自8同学又接受了和上一年完全相同的任务。一切都完全相同：停课、训练一个月。一切也都是熟悉的：齐步走、正步走、分练、合练、彩排。只是解放军教员换成了来自洛阳工程兵学校的宋立河教员。宋教员直率、认真，严肃而友善，眉宇间一股英气，是个标准的军人。后来“文革”乍起，他到清华来看大字报，我们在短暂的交谈之后，彼此长时间默默无语，似乎都有一丝茫然，这是后话。

1965年国庆节，首都照例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我们也很好地完成了受阅任务。只是我们不知道，此时一场席捲全中国10年之久的大风暴正在酝酿之中;我们也绝对不会想到，用洪亮的声音主持首都国庆节游行活动的彭真市长半年多以后就先于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从天安门城楼上消失达十数年之久。国庆受阅之后，我们也没有开始紧张的学习，而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收拾行装下乡参加第二期农村“四清”。出发前，参加过第一期四清的张钹老师和杨品老师特地向我们介绍了农村的情况和下乡的一些注意事项。我们过去下乡都是参加麦收、秋收劳动，从未去参与农村阶级斗争，缺少亲身体验，只是对即将拥有的工作队员身份感到几分好奇和兴奋。

1965年秋季开始的第二期农村四清运动持续到第二年，即1966年6月初，以广播北大聂元梓大字报为标志的“文化大革命”正式揭幕为止，历时9个多月。自那时起至1968年9月自8同学陆续毕业离校，除了“复课闹革命”期间恢复过短暂的、不正规的学习，我们再也没有机会在清华完成学业了。在“文革”这场炼狱中，自8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失去了女学友钱平华。她想为留校的同学做点事，已经回了家又返校，在西主楼(当时的系馆)门前倒在了武斗的枪口下。

从“四清”到“文革”，有关记忆和思索使人长萦于怀，不过那应该是另外一篇回忆的主题，对钱平华应该专文悼念。

1965年初，自8开始分专业。8字班及以后的各年级，学制由原定的6年改成5年半，自8由1968年暑假毕业提前到1967年寒假毕业。缩短学制的第一推动力无疑是毛主席1964年春节座谈会谈话。“春节谈话”在中国教育界引发“地震”;据说后来经来华访问、和毛主席作过彻夜长谈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传到西方，被欧美的激进学生当作重要的思想武器。前文提到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教改的指示，清华“理应”最迅速、最坚决;后来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本世纪初清华90周年华诞的时候，“文革”后恢复的清华中文系系主任徐葆耕教授(徐老师是自8一年级时的政治课小课老师)著有《紫色清华》一书，内中一篇《一棵独立不倚的树——略说蒋南翔校长》道出了清华贯彻毛主席春节指示的一些内幕。

原来蒋南翔校长在精神、品格上个性鲜明、颇为刚直，且是中国罕有的“有自己教育思想体系”的教育思想家。“一二·九”运动领导者之一的蒋南翔，早在上世纪40年代，延安开展“抢救”运动、将许多好同志诬为特务时，就有“万言书”送中央，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文革”中被关押在北京卫戌区的监狱里，居然“胆敢在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的中央文件上逐条批注，针锋相对地发表不同意见”。对于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春节指示”，蒋南翔校长提出“要加以翻译”。“翻译”者，其最高境界为“信、达、雅”，并非原文照搬，老校长的理念不言自明。据说，清华学制本来还要缩得更短：“工科学校都是4年制，为什么清华要上6年?”只是由于老校长向中央力陈，说清华学制定为6年目的是加强基础课教育(实际上是本科生当作研究生培养)以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这才争取了只缩短半年的结果。后来因为“文革”拖延了毕业，8字班于1968年9月以后陆续离校，实际在清华的时间也满了6年。遗憾的是，屈指算起来，前3年6个学期，共有2个月停课准备受阅;而后3年几乎完全脱离了学习，基本上生活在政治运动和“文革”动乱之中：我们在清华6年学生生涯的一半多并未“以学为主”。

但是，由于蒋南翔老校长在教育思想上有自己的主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极“左”路线，清华并非处处随形形色色的政治运动起舞，而且极其重视让学生打好基础。我们在不足3年的弥足珍贵的“纯”学习时间里，学到的比其他学校多而扎实的基础课知识让我们终生受益。1965年初，自8同学还在系里的工厂为112晶体管计算机的试制工作出了一份力。虽然技术含量更高的工作由高年级同学承担，我们只是帮助加工了插件框架等钣金件，但大家对学习、掌握计算机技术的兴趣和积极性大为提高。

46年前，我们成为同龄人中的最幸运者来到美丽的清华园;清华执工科高校之牛耳;蒋南翔老校长同时又是中国高教界的最高负责人;清华自动控制系是党中央直接下文件指示成立的高新技术系：这一切似乎都决定了党和国家的许多大事必然快速影响我们的学习、生活以至未来。诚然，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不特清华如此。可是，20世纪60年代的清华，似乎总是处在某种风口浪尖上。清华园确实是一个令人对政治风云变幻总能感同身受，生出万千感慨的地方;自8的6年历程尤其是这样。

几十年后回头看，那些发生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当然有极其复杂的多种政治因素起作用;但从历史的视角看﹐可不可以认为都是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探索呢?当主观和客观比较相符的时候，探索就比较成功;当主观脱离客观的时候就不那么成功甚至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政党、领袖、群众、个人，莫不如是。

由于只学完了基础课和大部分专业基础课，没有学习专业课也没有进行毕业设计，自8的成长链中出现了严重的缺失。因为未能受到一个优秀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理应受到的全面、严格的训练，加之在离校后的若干年内很多同学被迫脱离技术工作，我们的业务能力受到严重削弱。尽管如此，在离校10年后，国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很多同学得以继续深造或在生产实践中锻炼，凭借锲而不舍的努力仍然成长为教学、科研、生产战线上的技术骨干或负责干部。这无疑得益于在清华受到的扎实的基础课教育，以及母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的熏陶。不可否认，特殊的经历也起了作用。

回顾历史并不轻松。特定的年代形成的特定的历史记忆，此生难以忘怀。当然回忆不应成为包袱，而应化为精神财富。我们亲历历史，感受到国家发展、探索中的脉搏，见证了党和国家前进中的辉煌和挫折，成功和失败都和我们息息相关，这本身就是极可宝贵的。

谨以此文纪念母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原自动控制系)成立50周年，也纪念我们离校40年并献给在“文革”中罹难的钱平华同学，在广东牛田洋海啸中牺牲的费向荣同学等早逝的自8校友们。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对当年自动控制系的老师、学长们深深的思念和感激之情油然而生。衷心祝福今日和未来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学和科研硕果累累，创新之树常青！

[作者简介]仇伟立，男，1943年出生，北京市人。1962年入自动控制系805班就读(分专业后转804班)。1968年毕业后﹐分配至辽宁省丹东仪器厂任技术员。1979年调入航天系统工作﹐曾任研究所副所长、出版社社长。现为中国宇航出版社顾问、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