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
——忆70年代的清华学习生活
张喜英
与现在的大学生比起来，工农兵学员的学习生活可真是够丰富的。在清华上学三年期间，除了参加两次开门办学、一次学军和两次学农之外，我还经历了记不清多少次的批判会。
开门办学的趣闻轶事
第一次开门办学是在七四年。七四年春末夏初，从北京开往保定的火车上飘出了“长鞭啊，那个一甩啊，叭叭地响啊……”(电影《青松岭》插曲)的歌声，这歌声来自122cc太阳集成游戏计21班赴保定开门办学小分队。那时候我们意气风发，风华正茂，虽不明白开门办学是怎么一回事，但敢于尝试新事物的好奇心让我们对开门办学充满了憧憬。我们就这样一路欢歌地来到了保定。
说实话，在保定无线电十四厂四个月的开门办学，以一个计算器为教学模型，边学边干，学到的知识很有限，多一半时间是与工人一起干活。但是作为一个集体，还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值得回忆。
在保定的四个月，我们小分队的活动在体育委员李小京的带领下，是以半军事化的方式展开的。每天早上，集体出早操，在“一、二、一”的口号下，全班步伐整齐的跑操。最不容易的是我们的老师们。岁数最大的是金兰老师，我想他当时应该是四十多岁。与我们一起出早操，从不掉队。保定天气热，他穿一件破跨栏背心，背心掖在短裤里，背心后面塞一把破的蒲扇。扇子在背心的破洞里若隐若现。我当时很纳闷，为何堂堂的一位清华教授买不起一件像样的背心，一把好一点扇子呢?
在保定的四个月，工作学习最勤奋的要数金兰老师。我自认为是比较勤奋的，也不忍心浪费难得的学习时间，常常一个人去工厂给我们用的所谓的教室看书。我惊奇地发现，无论我什么时候去教室，金兰教授总是在那里，摇着他那把破蒲扇，挥汗如雨地为我们编写教材。我被他深深地感动了，他为我树立了做学问的榜样。我明白教授是这样干出来的，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
有一天，在我们跑操的时候，几个人拦住了我们，问我们是不是来自清华，当他们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犹如遇到了亲人，他们说他们是清华校友，见到母校的人格外亲。自那以后，他们常来我们的住处看望我们。
苏伯珙老师组织的羽毛球队很受欢迎。每天早晨，苏老师矫健的身影就出现在打羽毛球的场地上。直到有一天，场地上不见了苏老师，才知道苏老师的爱人得了乳腺癌，他心急如焚，匆匆回京了。
第二次开门办学是在1975年。王尔乾老师带领我们班六位同学到北京器件二厂搞毕业实践。由于第一次开门办学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我就对第二次开门办学不抱什么希望。
感谢上苍，王老师为我们开辟了吸收新知识的新课堂。他为我们介绍了当时十分先进的摩托罗拉和英特尔的产品。带领我们做模拟电路。我当时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把实验用具摆得乱七八糟。王老师总是默默地为我分类摆整齐。当我现在习惯了整齐利落之后，常常想起王老师，他用他的行动而不是语言使我改掉了坏毛病。
器件二厂的大门外是一条林荫大道，直通酒仙桥。每天晚饭后，我们师生五六人就夹着饭盒沿着林荫大道漫步。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时光。紫槐的枝条在微风中摇曳，夕阳的余辉拉出我们长长的身影，四周宁静而安详。没有大批判的口号声，没有剑拔弩张的批斗会。刘海平同学的世界名著连播节目就在轻松的散步中徐徐开播。一开会发言就结巴的他讲起故事来语言流畅，叙述生动有趣。他讲的《基督山恩仇记》使我迷上了大仲马。感谢刘海平同学，他把我领进了世界名著的殿堂，让我领略了人类伟大精神作品的力量与美。从那以后，我绞尽脑汁找名著。有一天，当我在图书馆的二楼阅览室的展览橱窗里看到陈列的许多世界名著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抄下了书脊上的书号(当时索引卡上是找不到这些书的，它们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冷冻起来了)，拿到借书台，居然借出来了。我欣喜万分，用这种方法读了橱窗里陈列的所有的书。我太着迷了，有一天读书读到图书馆里的人把我锁在阅览室里。
晚饭后的散步充满了欢乐。王老师常常与刘海平同学交流厨艺。王老师极为节捡，我记得他常常吃六分钱(若记忆有错望王老师纠正)一份的炒红根，实际上是炒胡罗卜。
当时，开门办学的宗旨是向工人阶级学习。但是，工人阶级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却并不怎么好。我们搬着行李来到器件二厂工人宿舍的第一天，迎接我们的是满楼道的垃圾。每间宿舍的门口都堆着一堆垃圾，我奇怪这些我应该学习的榜样为何不愿意多走几步把垃圾倒掉。在海风云同学的带领下，向工人阶级学习的第一课就是为他们清理垃圾。我们把每间宿舍门口的垃圾清理干净，又把厕所里爬满了尿碱的黑黄色的便池刷出了白色。但是，干净维持不了几天，没多久，又是满楼道的垃圾。海风云同学也终于不再愿做清洁工了。我们就只能洁身自好，搞干净自己的屋里屋外便罢。
七五年的冬天，天气格外的冷，北风呼啸着从窗前刮过。有一阵子，这种北风呼啸声天天夜里八九点钟时响起，让人好生奇怪，看着窗外一动不动的树枝，不知这北风来自何处。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位青工在学吹单簧管。这北风吹过了冬，吹过了春，吹得我们离开了那间工人宿舍。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我听见北风呼啸的声音，就想起了那位执著的青工。我想，如今他的单簧管一定吹得很好了，说不定是个名家哩，只可惜不知道他的名字。
当我的儿子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读书时，他们学校施行的读一个学期书，到公司去实习一个学期的教学方法让我想起了开门办学。其实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能把学到的东西很快用到工作中去，既学到了知识，又增长了实际工作经验，还能有不菲的收入。学生不但可以用所得的收入供自己完成学业，毕业后又很受用人单位欢迎。这样的创意我们早已有之，只是实施的方法不对。
学军的深刻记忆
在清华上学三年期间，学军留给我极深刻记忆之一。我自认为是能吃苦的人，但学军的苦却是我此生吃的最大的苦。
我们去的部队是驻扎在京郊清河的四七九九部队，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管我们的班长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战士。我们是七五年一月份去学军的。且不说在三九严寒里爬冰卧雪练射击有多苦，单是立正稍息就把我们整得腿肚子抽筋。平时谁不会下蹲，但我们就是蹲不好，小班长损我们“一个个都是拉屎的姿势”，搞得我们很不开心。学军期间最怕的是紧急集合，在五分钟内要把内衣内裤，棉衣棉裤，袜子鞋子全部穿戴整齐，还要打好背包跑到集合点。我常常是手忙脚乱，差不多总是最后到集合点。那份狼狈，至今想起来还不好意思。
学军时最恨的是那位拿粗话骂我们的小班长。但记得最清楚的还是他。同学们对一个月的学军是又恨又爱，恨的是吃了许多苦，爱的是火热的部队生活。我还记得在我们离开部队前的告别会上，王连娣同学的一曲“老房东查铺”唱得我们每一个人热泪涟涟。我们擦着泪水依依惜别了四七九九部队。这一个月在我漫长的一生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学农的强烈震撼
我先后参加了两次学农，第一次是随我自己的班级(计21班)，第一次是留校后随计3班。比起学军时的肉体上受的苦，学农留给我的是精神上的震撼，对京郊的怀柔、延庆农民生活苦难的震撼。
第一次学农去的是延庆县的碾子公社碾子大队，一个山区中的小村庄。当我坐在开往延庆的大卡车上，惊叹于沿途绵延的长城的雄伟壮丽时，是万万没有想到长城脚下的农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的。我来自贫穷的山西榆次，上中学时每年夏秋两次下乡劳动，去过的农村有四五个，没见过一个穷得像碾子大队似的。现在才知道其中原因。我所在的山西晋中地区是有名的晋商集中地，地贫民不穷。每个村子里都有一砖到顶的大瓦房。而碾子大队，全村找不出一间全砖房，就数书记家的房最好，也就半砖，半土坯。其他村民的房都是土坯的，还残缺不全。第二次学农去了怀柔县的小山村。那个村子与碾子大队类似，所以，我常常把他们记混了。但是，有几件事让我终生难忘。
在这两个村子学农时，我们吃的是派饭，由生产队分派，各家老乡轮流给做饭，我们轮换着挨家挨户吃。每到一家农户吃饭，都可能看到意想不到事。
有一次，我们走进一家，见几个孩子都坐在铺着光席子的炕上，腿上盖着一床破棉絮。我问孩子的妈：他们为什么不下炕?那位年纪不大却皱纹满面的母亲说，是因为孩子们没有裤子穿。几个孩子只有一条裤子，谁下地干活谁穿。就是这样一户赤贫的农家，却拿出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
另一次，进另一家屋后，看到孩子的妈妈对着一堆芥菜流眼泪，问她为什么哭，答曰，没有钱买盐腌芥菜。我们几个不由分说地掏出了随身携带的所有的钱交给了这位可怜的母亲。
再有一次，我们见炕上躺着一个面如死灰的中年男人。一问才知是腿上长了一个疮，由于没有钱治，每日流血流脓不止，创口处已见胫骨，每日靠吃止痛片度日。我们学农小分队的卫生员梁桂敏同学流着泪拿出了小小药箱里的所有的止痛片。可惜梁桂敏同学英年早逝，她善良灵魂定能上天国。
还有一次派饭到一家五保户，这家人的儿子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几十年过去了，老人提起儿子仍是老泪纵横。看到老人的被子脏得不象样，我们几个女生便帮助老人拆洗被子。被子拆开后，只见白花花的一层丮子(虱子卵)，不知老人盖着这样的是被子怎样入睡的。
我们的房东算是境况好一点的。有一天，一位同学到公社供销社买了几块水果糖，拿出来两块给房东的儿子，那孩子大概六七岁，他居然不认识这是什么。当我们告诉他这是水果糖，很好吃时，他才剥开了一块放到嘴里，说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每想起这一幕我就忍不住眼湿。在多伦多一年一度的万圣节，我给孩子们派发糖果的过程中，当看到每一个到我家要糖果的孩子都提着一大袋各色糖果时，眼前就出现了那个小男孩。孩子，现在你的孩子该认识糖果了吧?
我们的学农活动主要是深翻土地。塞外的冬天，冰冻三尺，一个镐头砸下去，只能在冻土上砸出一个坑。十几镐头才能砸出一块土来。一天劳动下来，翻不出多少土地，却累得筋骨都散了架。一起劳动的农民说，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又年轻，干几天就受不了，我们每天吃红薯，喝稀粥，年年月月干这样的活，真是命不好啊!
村里人信命，有一个小老头据说会算命。有一天，同学们拉他来给我们算算命。他给好几个同学算了命。他说刘海平是要干大事的。他看了我的手相，说我的手是贵人的手。我这辈子没有当上贵人，白长一双贵人的手了。刘海平的确干过大事，参与组建了四通公司。
村子里有两个智障青年，大概二十多岁，常常到井边挑水。他们光身子穿着又脏又破的烂棉袄，头上戴一顶毡帽。村里的青年人常常欺负他们，摘下他们的帽子，倒进冰凉的井水，然后扣在他们的头上。那是滴水成冰的三九天，这样欺负智障者，真让人难过。同是社会的弱者，为何要加害于比自己更可怜的人呢?
我没有坚持到学农结束便患上了流感，高烧39.6度。病中见真情，控二的同学徐玉华送来了苹果。一位老大爷把他自己舍不得吃的苹果拿出来强要我吃下。当车子把我接回学校时，那位老大爷跟在车子后面跑着送我。我不记得我为大爷做过些什么，只记得老大爷跟着车子跑时踉跄的脚步和空中舞动的手。老大爷，您应该能赶上好日子吧?
多少年没有去延庆、怀柔了，我想，那里的人们可能早已告别了赤贫，过上了好日子了。感谢我的祖国的这些纯朴的乡亲们，他们让我看到了生活的艰辛，看到了赤贫的人也有的人性光辉。在此遥祝你们日子越过越红火。
两次批判会仍记忆犹新
我是1972年进清华的。开始的两年还能安安静静读书。但自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功开始，学校就成了批判的战场了。经历了多少批判会是记不清了。反正是口号震天，批判者慷慨激昂，被批判者垂头丧气。至于批判谁，为什么，都很模糊了，被岁月抹去了。但有两次却记忆犹新。
一次是批判容文盛的干校来信，当时是坐在教室里听学校的广播，没有见到容文盛其人。批判的是他从鲤鱼洲农场写回来的信。我最喜欢的是念信件原文，批判文章是一句也记不得了。但信件的幽默风趣，文字之美，让我永世难忘。这个容文盛，真是个才子，把艰苦的干校生活写活了。把留校的亲人挂念干校的亲人的感情写活了。我奇怪这样的好文章为什么遭批判，我又庆幸它遭批判，不然，我还没机会欣赏它呢。这使我想起了1968年～1969年看批判电影《舞台姐妹》时的情景。看完后连声叫好。不知这个容文盛还有其它作品否。
另一次是批判孟昭英。会场设在东阶201。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大名鼎鼎的孟老先生。只知道他是108将之一(留美归来的108位著名教授被称为108将)。我坐的位置比较靠前。当老先生颤颤巍巍走到台上时，有人便领头喊起了口号。先生瘦弱，步履蹒跚，不记得为什么批他，只记得他不停地鞠躬。当一位青年女教工厉声喝问他时，他也是不停地向她鞠躬，连声说我有思想错误，我有思想错误。看着可怜的孟老先生，我想起了“噤若寒蝉”四个字。可怜如此一位著名学者，战战兢兢地站在偌大的教室的讲台上，那个本应属于他的讲台上，不是在传授知识，不是在探讨学问，而是在挨批。孤零零的他，象秋风中的一片枯叶，挂在光光的枝头，在冷风中瑟瑟发抖。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在中山公园的菊花展览中，看到一盆美丽的菊花，送展者的名牌上写着“孟昭英”三个字。也许是与孟老先生同名的另一个人。但我心里认定是孟教授。我想他不应该是秋风中的枯叶，而应是秋阳中的菊。看着那盆菊枝干挺拔，枝顶一朵拳头大的花昂首仰天怒放着，细细的花瓣舒卷有致，透着一种雅致，一种独立寒秋的矜持高贵，我想孟老先生本应是这样一种风貌。那枝干是他瘦瘦的但硬朗的身躯，那花朵是他高昂的头，那花瓣是他舒展的笑容。那气质是他儒雅高贵的学者气。我无缘再见孟老先生，我相信他的余生应该象他培育的菊一样尊贵高雅。
[作者简介] 张喜英，1951年出生，甘肃天水人。1972年入122cc太阳集成游戏(当时称为电子系)计21班就读，1975年毕业, 留计算机教研组任教。1981～1991年在中国计算机软件与技术服务公司任工程师。1991～1997年在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属下的Automation Application Center及日本Komatsu Forklift (Asia) Private Ltd.任软件工程师。1997年移民加拿大，在多伦多International Financial Data Services 任系统分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