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几则——王尔乾

王尔乾(1957届系友)

这篇回忆文章包含了几个豆腐干式短文。江浙沪的小吃“卤汁豆腐干”非常有名。臭豆腐是豆制品家族的另类，小块臭豆腐经油炸后，一点臭味都没有了，反而有一种无法言喻的诱人香味，焦黄色的外表，外脆内嫩，味道好极了。每次回上海，亲朋好友知道我好这口，都会以此物招待我，但我还是吃不够，下面几篇短文虽然写得很“臭”，如果它能像油炸臭豆腐似的让你从中“闻”到我对母系的一丝感情，并能勾起你对母系美好的回忆，那我就很满足了。

一、总设计师

老系主任钟士模教授堪称我系的总设计师。建系初期，系里有两个专业：计算机和自动控制。国家和蒋南翔校长对建系方向和人才培养目标都有过原则指示。为了贯彻这些指示，必需要有一个可操作的教学计划。当时，国家对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经中央同意，学校从其他专业抽调了上千名学生，我系一下子就有了一至四年级的学生。尽快制订出教学计划成为我系的一项最迫切的任务。否则，培养人才就成为一句空话。

当时，在全国，建立这两个专业的只有我系一家，国内无教学计划可参考。唯一可参考的只有从前苏联弄来的类似专业的教学计划。由于两国国情不同，在培养目标上差异较大，他们的教学计划只能起参考作用而已，绝不能照搬。要制订自己的教学计划一定要贯彻“自顶向下”的原则。如果按“自底向上”去设计，则教学计划必然凌乱而不见纲，课程内容不是重叠就是遗漏。因此，自顶向下设计教学计划就只能由钟先生来承担了。

教学计划制订的过程是这样的：先由钟先生一个人写出初稿，再组织中青年教师讨论后作最终定稿。使人十分惊讶的是：钟先生只花了一、两天就写出了两个专业教学计划的初稿，在讨论过程中，几乎不经大动，前后只经一个星期，终稿就大功告成了。我认为，制订工作的如此神速主要归功于钟先生对培养目标的透彻了解;有统领教学全局的能力;有极深的学术造诣;站得高看得远，又注重细节。这种能力是我系别的教师无人能有的。直到文革前，教学计划虽经几次修改，但“钟版”计划无重大变动，我系教学工作始终稳定有序。

此外，他还按“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领导了系生产车间的建立。还领导了多项科研工作的进行，我系终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钟先生不愧是我系的一位总设计师。

二、班主任工作

建系初期，我担任过几年班主任工作。在那个年代，当班主任不被看成是一种负担，而被当作是和学生交往、了解学生的一个机会。有一位系领导曾对我们讲过，不了解学生，不能算个好教师。我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来指导我的班主任工作。当年，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是由政治辅导员负责的，而班主任工作主要是了解学生在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并帮助解决。班主任和政治辅导员的工作会有重叠，好在双方能互相配合和支持，毕竟大家的工作目的是共同的：帮同学搞好课程学习。

我的具体做法是把学生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学习好的同学和学习困难的同学搭配在同一小组里，以便互帮互学、共同提高。有的同学不善于记笔记，我把记得好的笔记作为样本，组织同学观摩学习，请善于记笔记的同学介绍他是如何抓住讲课重点来记笔记的。为了提高同学对某门课程的兴趣，请讲课老师来介绍这门课程的发展前景。个别同学的学习成绩上不去，就请辅导员和他谈，帮助找出问题。班主任的工作大体上就是这些。

自动控制系的班主任工作统归电机系(当时自动控制系归在电机系)副系主任黄眉教授领导。他的工作十分细致认真，很有一套办法。他每隔两个星期按专业把班主任找在一起，集会地点一般不在会议室，有时席地而坐在礼堂前的草坪上，有时坐在闻亭的长条凳上，大家围成一圈。黄先生不说话，只是听大家讲这两周末做了哪些工作，讲存在的问题，互相交流情况。黄先生是为了营造一个平等轻松的气氛才这么选择会议场所的。在这个环境里，大家畅所欲言，毫无顾虑。最后，自然是黄先生讲话了，他不讲套话，不讲大话，不长篇大论。他往往只说两句他对教学工作和班主任工作的认识，言语简练而富有哲理，语调慢慢的。大家对他讲话的印象非常之深。他还忘不了要讲几句肯定大家工作的话，使大家劲头更足。我真希望像黄先生那样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能在今日再现。

三、拜年

春节少不了要拜年，这是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习俗。文革以前，每逢大年初一，上午九点过后，校园里到处可见三五成群的年轻教师去老教师家拜年，还有一批批青年学生去给老师拜年。在那个年代，北京市的空气特别干净，阳光普照，大家有说有笑地走着，心情特别好，这可称得上是清华一景。我不大喜欢当下时兴的“团拜”，因为它缺乏面对面式的感情交流，少了些情趣，还是文革前流行的拜年使人记忆深刻。

有两位老师家是一定要去的：系主任钟先生和从美国回来在我教研组任教的周寿宪先生家。他们两家住得很近。我们是先到钟先生家拜年。在年初一，钟先生家可谓是门庭若市，各教研组教师都会去他家，往往是前一拨还没走，后一拨又来了。那天，钟先生特别开心，见到了我们便问这问那，还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叮嘱，真像个慈祥的长辈。时间过得真快，没坐多久，下一批教师或同学来拜年了，我们只得告别钟先生去周先生家。有时碰巧，没有来访的，钟先生会和我们一同去周先生家。五十年代末，周先生刚添了儿子，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我们到了以后，他首先吩咐他夫人把宝贝儿子抱出来，请大家“观赏”，接着请他夫人端来糖和水果招待大家。我记得糖果是有名的上海牛轧糖和进口的太妃糖，水果则是油光光的橘子，非常诱人。我心理暗想，周先生是从哪里弄来这些美食的呢?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扫四旧，大批判，一下子把非常亲近和有人情味的美好人际关系横扫得荡然无存。人和人的关系变得复杂了、紧张了，被视为封建残余的拜年也就不复存在了。

现在，回想起这段日子仍然觉得有多美好啊。

四、失败的科研

五十年代末有一段时间，学校正常的课堂教学几乎停止了，教学结合科研、生产来进行。当时系里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带领一批同学搞出一台电子计算器来。这个任务是由北京市下达的，限期半年完成。那时候，集成电路还没发明，在我国用于收音机的晶体三极管才刚研制出来。它的个头很大，用上海话来说像个“铜盆帽”。用于收音机的晶体管是不适合做数字电路的，而且产品还没有完全过关，参数离散很大，性能极不稳定。总之一句话，用这类晶体管是搞不成电子计算器的。即使搞成了，它是有一个写字台桌面那么大，有谁要用呢?在那个年代，搞项目是不做可行性分析的，上级说要搞，下级是不能说“不”的，照做。

设计倒是进行得很顺利。到插件组装阶段，大问题就来了：我们不知道要从原本不用作数字电路的晶体管中提取什么参数，不知道每个晶体管的参数必须要逐个测试挑选，更不知道性能尚不稳定的晶体管一定要逐个进行老化筛选，就稀里糊涂地把它装到插件板上去。结果可想而知，计算器根本调试不出来。半年期限到了，项目就不了了之了。

项目失败给我的教训极为深刻：没有严谨踏实的科学态度，任何科研工作是不可能成功的。“严谨踏实”这四个字深深印在我的心上，够我受用一辈子的，它在以后帮我完成一个又一个科研项目。

五、文革中顶撞工宣队员

我对文化大革命始终是不理解的，一直采取消极对付的态度。乘学校混乱之际，我抓紧时间阅读了不少关于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方面的书籍。我相信不会白学，总有一天会用得上的。

不久，由国防科工委在文革前夕下达的劈锥加工和测量计算机(简称测量机)又恢复上马了。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很久没干活了，这回终于有事干了。我负责项目光栅信号细分和处理的工作，工作很重要。此时，校内两派武斗已进入“真刀真枪”阶段，大家冒着危险来回于9003大楼和家之间，没有一天间断过，全都毫无怨言。经历不少“苦难”，项目终于完成了。国防科工委和成果使用方非常满意。

工宣队来摘桃子了。他们自然认为这主要是他们的功劳，大肆往他们脸上贴金的机会来了。应该说，项目还没完成，因为技术资料还未整理，使用说明还未写，还未向使用方交接。这时，工宣队居然要我们停下手头工作，花一个星期去做思想总结，还要开什么“讲用会”。我当场顶撞了这位工宣队员，我说技术收尾还没有做，我们坚决不做他们那一套总结，我还用毛主席有关语录去批驳他，他说我用毛泽东思想来反毛主席，大家吵得很凶，双方僵持不下。一天后的晚上，由他召开对我的革命大批判会，我据理力争，不认错，他则说我反对工宣队领导。正逢学校要组织一批教师去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他通知我立即准备去农场，这分明是在搞打击报复。但我仍不屈服。

在农场劳动了一年零九个月，我的“恶习”未改，对工宣队做的那一套仍然看不惯。一天下午，学校突然要召开一个什么会，人人都要参加，不得请假。刚好，晚上我要给学生上实验课，下午要做准备，不能参加活动。为此又和工宣队员吵了一架，照样不去参加会议。可能由于国内政治风向已有所改变，他只在小组学习会上批评了我。

有趣的事来了。这位工宣队员向我们支部书记说，我最近进步很大，要我在一次全系教师会上作个典型发言。我对我们的支部书记说，“请你转告这位工宣队师傅，我还是我，我一点也没有进步。要说进步，是你们有进步啦，而不是我，我不会在会上发言的。”我把他们软顶了回去。这回工宣队员不再那么趾高气扬了，政治风向快大变了。我心里好痛快!